非遺專題｜讓非遺“與時間共存”
文｜本刊記者 黃鈺洁
480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集中在這片11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20項被列入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粵劇、涼茶、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中秋節——大坑舞火龍、古琴藝術（斲琴技藝）、全真道堂科儀音樂、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黃大仙信俗、香港天后誕和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共12項項目被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2009年，粵劇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成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若將每個非遺項目都看做是一顆星，香港的這片星空格外璀璨閃耀。
快節奏的香港，大廈林立，在這樣高度現代化的大都市中，卻驚人地完整保存著這樣高密度的豐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如何做到的？藏身於水泥森林之間的一棟古屋博物館——三棟屋博物館，或許能為我們解開答案。
從荃灣地鐵站甫一出站，便被商場高樓層層包圍，是典型的現代大都市景象。可只要再往前行進一段距離，便能發現一個古樹參天、草木繁盛的城市花園，一旦步入其中，不絕於耳的城市喧囂便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取而代之的是陣陣悅耳鳥鳴。小花園中間，是被稱為“三棟屋”的古建築，這座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客家圍村，於1981年被列為法定古蹟，1987年重修成三棟屋博物館後，正式開放予市民參觀。白牆黑瓦，叩開滲透著歷史的門扉，其中自成一派天地。
與其他博物館不同的是，三棟屋博物館不僅承擔著展覽功能，更是香港非遺的“大本營”，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其建立的過程，正是香港非遺保護的歷史縮影：
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公約》），旨在保護以傳統、口頭表述、節慶禮儀、手工技能、音樂、舞蹈等為代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隨著《公約》於2006年4月正式生效，香港特區政府便於同年在康樂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內設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遺) 組，並籌劃進行全港性非遺普查，以搜集研究數據，用以編制香港首份非遺清單。2008年，香港非遺諮詢委員會成立，以督導全港性非遺普查的工作。2009年8月，特區政府委聘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進行全港性非遺普查。華南研究中心就接近800個本地個案進行了廣泛研究和實地考察，經過三年多的時間，整項普查工作於2013年年中完成。經非遺諮詢委員會詳細審議有關研究資料，並諮詢公眾對草擬清單的意見後，政府於2014年6月17日公布了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涵蓋480個項目。
2015年5月，康文署將非遺組升格為非遺辦事處。2016年6月，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在三棟屋博物館設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作為其展示和教育中心，透過多元化的教育和推廣活動，包括舉辦展覽、講座、研討會、傳承人示範和工作坊等，提升公眾對非遺的認識和了解。
2020年，位於三棟屋博物館的香港非遺中心展出“循聲覓道——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型展覽，共設置三大主題展覽，分別為 “香港節慶與民間工藝” ，“日常•非常”和“三棟屋與傳統鄉村文化”，邀請了超過35位非遺傳承人或團體參與展覽製作，展示多項本地傳統文化和技藝，包括花牌、獅頭、神像雕刻、香港中式長衫、廣彩、潮州糖塔、麻雀牌、白鐵器具、點心及蒸籠等製作技藝，以及手托木偶粵劇、八音、舞麒麟等傳統表演。
借助建築本身有如棋盤的布局，遊客在穿梭於不同展廳的過程中，一步一換景、一廳一世界。展廳內，在分解式展出非遺項目製作技藝、使觀眾可以直觀參與和感受非遺項目全流程的同時，更特別以非遺項目相關的聲音作為引子，例如慶典中的喧鬧聲、製作長衫時的衣車聲等，讓參觀者仿如身臨其境。
非遺是什麼？香港都有哪些非遺？我們為什麼要保護非遺？香港特區政府在保護非遺的過程中，都做了什麼工作？大眾如何保護非遺？香港在保護非遺上，有何獨特優勢？在三棟屋博物館中，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麥勁生教授、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總監何惠儀接受了本刊記者採訪。
香港非遺諮委會主席麥勁生：
非遺的價值在於社會文化的傳承
保育非遺，是在保護什麼？
作為確定保護非遺項目的重要機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從數量眾多的非遺項目中，確定最先保育的項目？麥勁生提到，主要考慮因素有二：
“我們考慮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傳承’，意思是說，這個項目一定能夠在我們的社群裡面，有人繼續學、有人繼續去教、亦都有人繼續去執行。
其次則是在整個社群裡面，這一非遺項目所發揮的是什麼作用？比如說，在香港的不同社群中，它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或者維持了這個社群的認同感？大家在共同去實踐這一項非遺項目的過程中，人們是否能夠通過這一項目來達到文化上的傳承？會不會建立起一種社區關係？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十分看重的。
綜合來看，我們把這種特質叫做‘活態’，意思是，我現在仍可以看到這些非遺項目在日常生活裡面發揮出它在文化依存、社群凝聚上的作用，有足夠的人能夠和願意來執行非遺相關的保護、推廣等事項，以上這些因素不僅是我們在確定保育非遺項目的首要考慮因素，也是我們實際開展非遺保護工作中的重點。”
他特別提到，保護非遺其實就是在探討人們與文化、社會的關係。社會是非遺進行的實際場景，而文化常常通過大家共同參與的特殊儀式、並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人們執行事務的過程中體現出來，這些特殊儀式常常就是非遺。非遺正是這一場景和執行的結合與體現，是人們可以以小見大、通過觀察一物而得以探索不同社會與文化的獨特性格的具體載體。
而其他方面，例如有沒有香港的獨特性、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文件等，也是非遺諮詢委員會考慮的因素。
保育非遺，是在與時間賽跑
“其實對好多香港人來說，非遺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實際上香港保護非遺的歷程已經有十七年了。”在保育本地非遺項目時，遇到了哪些困難？麥勁生認為，近年來非遺保護面臨的兩個最大困難，一是尋找傳承人，二是新冠疫情導致的工作滯後：
當年邁的傳承人逐漸握不住斲琴的刻刀、肩膀漸漸難以扛起插滿線香的長龍，他們在漸漸老去，而我們要如何儘快找到願意接過這份重擔的新人？“在保育非遺的過程裡，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尋找傳承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比如有些項目雖然我們認為急需保護，但具體到真正找到一個傳承人仍要面臨許多難題。例如，儘管有時候可以網羅的人才範圍確實看起來很廣闊，但這些人是否真的可以承擔起這份傳承人的工作？能力足夠的話，他自身願不願意做這件事呢？未來又要怎麼繼續下去呢？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的東西，也是我們面臨的一項很大的挑戰。”
“另外，我們近期面臨的實際困難，則是過去幾年因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曾經希望部署的多項工作都暫時停止了。例如國際交流工作和社區工作，因為考慮到之前的種種社交隔離、社交限制等，許多非遺儀式與活動停辦，我們也難以推廣；此外，一些針對非遺項目的研究工作，也都因為需要深入社群進行調研，而大家的活動受到限制，因此被迫延期。這其實導致了我們很多準備開展或正在開展的工作難以進行。
當然，隨著疫情後生活復常，我們也重新恢復了多項工作的開展。最近的一個例子則是香港的兩項非遺代表作名錄項目，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和天后誕被列入了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中。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其實非遺一直都在我們的生活裡”
具體而言，我們又應如何保護非遺呢？在麥勁生看來，非遺工作的展開，離不開社會的參與。
“其實非遺一直都在我們的生活裡。但就像我先前提到的，大家對於非遺的認識仍然像看待一件新生事物。政府的推動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但社區的參與在我們看來也十分重要。如何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在每天都享受這些非遺產物的同時，形成一個共同的保育意識、體會到非遺對人們的深刻意義呢？關於非遺的教育與推廣工作，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一大重點。
在非遺工作中，有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叫‘社會參與’或‘社群參與’，如果可以鼓動到不同的社群，使人們可以一起投入其中，非遺保護在推展上就能夠事半功倍。”
他提到，潮州人的盂蘭節是社會參與的一個很好例子。這一節日基於潮州人的共同民俗信仰，依託潮州人的共同組織，不僅實現了習俗的良好傳承，更是起到了凝聚潮州人社群的重要作用。
更深一步講，要如何使大眾認識到非遺的意義呢？
麥勁生認為：“如果我們單獨講文化的話，是很抽象的。但實際上文化的進行，是需要通過很多的活動來體現的，也才能真正被人們看到。因此我們要談非遺的意義，一定不能抽象地去講、去肯定它的意義，而是要具體地探索它是如何在我們的生活裡面發揮作用的。”
他以香港的“食盆”（進食盆菜宴）這一非遺項目為例。香港人吃盆菜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其最初起源於新界地區的不少宗族與族人圍坐吃盆菜的習俗，是一種特定的社群活動，延續至今，則形成了過節一起“食盆”的獨特飲食文化習俗。可是，“食盆”背後的深刻意涵是什麼呢？過去大家為什麼要聚在一起享用大盆盛載的不同食物呢？現在的人們每逢佳節為何依然選擇用盆菜這一形式來聚餐？背後有沒有更多的文化內涵呢？他認為，這是因為“食盆”能夠發揮社區共融的作用。它最初幫助了一個社群的凝聚，又通過人們在“食盆”過程中感受到的“團圓”意涵，得以延續下來。
而使人們透過非遺來了解香港的社群是怎樣形成的、不同社群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延續的、社群獨特習俗背後的文化意涵是什麼，在他看來也是非遺未來的發展重點。如果只是通過圖像圖畫向大眾簡單地介紹盆菜的意義，可能人們聽完就不會再記起。但如果可以給一個體驗活動的機會，使人們真正聚在一起體驗“食盆”，通過實物和互動，切身感受一番，那麼大家對於這些非遺項目背後文化內涵的感受會更深，也就能在這一過程中真正了解到，這一項目從何處而來、今天演變成何種模樣、我們未來又應該如何好好傳承，以真正保護好這些項目背後最核心的文化內核。
“在如今生活不斷前進、現代元素增加的情況下，非遺雖看似只是歷史遺留的產物，但其實它在我們的生活中一直存在，只不過我們有沒有以一個共同的意識去欣賞它、彰顯它呢？作為一個機構，我們希望可以給大眾提供不同的方式，讓大家可以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這些來源於我們生活的非遺項目，重新去認識、肯定他們的價值，這是我們非遺諮詢委員會也好、非遺辦也好，希望儘量可以做到、也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保育非遺，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
未來香港在繼續發展自身優勢保育非遺上，還有哪些是可以不斷改進的？麥勁生認為，首先從香港自身的非遺保育環境出發，如當前正在推進的教育推廣以提高大眾保護機會非遺的共同意識、為大眾提供參與非遺保護的活動、已有的保育非遺工作等，會繼續深化推進。非遺諮詢委員會會繼續將其保護提高至香港代表作名錄中，甚至是更高層次裡。
其次，香港的很多非遺項目與整個珠三角，乃至華南地區的關係十分密切。他提到：“我們經常說，希望未來可以與這些地區一齊開發更多有價值的非遺項目，推動大家的進一步合作，這樣不僅可以更好地保護好這些遺產，同時也可以更好地表達香港與內地文化一脈相承的淵源，這是我們未來可能發展的下一步工作。”
最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中西文化在這裡互動了很長一段時間，有很多新的、外來的文化因素，已經深入到香港人生活的各種細節裡。傳統的非遺本身在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之下，有哪些轉化呢？“如果我們可以更好地研究並表達出來這些香港的獨特魅力與特色，也就能夠探索到香港自身文化與外界文化的一種新的互動方式，有助於香港更好地將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展示給世界。”麥勁生這樣回答。
香港非遺辦事處總監何惠儀：
非遺背後的文化屬於每一位年輕人
“不要弄丟了非遺背後最核心的社會文化價值”
在保護、推廣非遺項目的過程中，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既是保育與發展計劃的統籌人，也是實際開展保護推廣舉措的執行者。如何平衡好非遺的保育和發展工作？何惠儀認為，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是關鍵。
她認為，非遺中的一些傳統文化因素正因我們當前生活環境的變化而面對著一系列挑戰，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人們在傳承非遺的過程中不得不作出一些調節，但是否能再適應社會環境而有所創新改變的同時，保留好非遺背後的核心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是保護和發展非遺的關鍵。
“當前文化產業化發展迅速，文化旅遊勢頭正盛，引起人們對於非遺項目的廣泛關注、吸引不少市民參與至其中，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在當前的產業化發展過程中，人們會不會只將非遺的特質視作商品和消費品，而沒有真正理解這項項目背後的核心社會價值與文化意涵，例如沒有理解它對這一社區的意義？我們希望可以通過文化旅遊來使大家認識非遺、提高大家的共同保護意識，也希望它不過度商品化或產業化，使人們反而丟失了它最核心的社會價值。”
她認為，大坑舞火龍是一個正面例子。復常以後，闊別三年的中秋節大坑舞火龍今年中秋節復辦，在吸引香港本地市民的同時，也吸引了許多內地和世界各地的遊客一同觀賞。這一儀式主要由大坑本地的社區組織大坑坊眾福利會來籌辦策劃，真正能夠體現到社區市民的一呼百應。舞火龍的籌辦由福利會中的老一輩牽頭、組織訓練，即便是搬離社區的年輕人也主動返回大坑參與其中，更有許多小朋友也加入蓮花燈隊裡，貢獻力量。此外，社區裡還建有一棟大坑火龍文化館，在將大坑舞火龍這一非遺項目做成文化產品、在館內擺放出售紀念品的同時，也注重向遊客通過視頻、文字、展覽等形式，向大眾介紹每一樣以大坑舞火龍為靈感的紀念品背後代表著怎樣的意涵，使市民在街道上欣賞完舞火龍之後，也可以更進一步去了解這一非遺背後的社區歷史，以及它對於大坑民眾希望通過舞龍來祈求來年平安健康、以及中秋家人團聚的獨特意義——大坑舞火龍對於自身社區的凝聚作用由此體現。
而這一社區的凝聚作用也對於它的傳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上一代總指揮傳承人陳德輝先生雖於去年去世，但大坑舞火龍的傳承未斷，正代代相傳。她解釋，“年輕人因大坑舞火龍成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而引以為傲、積極參與其中並產生歸屬感，而更加願意為社區出力、為文化的傳承出力，今年的舞火龍雖是新一代總指揮的首秀，依然辦得有聲有色。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保護非遺可以說是困難重重”
然而，並非每一項非遺項目的保護都像大坑舞火龍一樣順利。
在被問及保護推廣非遺過程中曾遇到過什麼困難時，何惠儀笑道：“其實在香港保護非遺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當然，不是每一個困難都可以被完美地解決，但我們也在不斷按照實際情況作出了調節，希望可以將困難程度儘量降低。”
最困難的一件事，是許多的傳承人與保護團體裡的長輩“年事已高”了。這就帶來第一個問題，傳承人要怎麼將自己的畢生所學傳授給他人呢？非遺的許多項目以傳統方式呈現，而這些手藝是十分依賴於傳承人的言傳身教、口傳心授的。但這些老人家並不一定有足夠的精力和條理將自己的手藝用文字記錄下來、用視頻保留下來，這就導致了許多手工技藝、儀式的組織、表演技藝等的完整傳承十分困難。
因此，非遺辦通過與專家學者合作，為非遺項目開展研究、出版專著。“這些老師傅、老人家他們做不到的文字記錄，就由我們幫忙去記；他們不會拍的視頻，我們來拍。”“我們邀請了許多專家學者、大學團體，先由香港的20項代表作名錄項目做起，不斷深入去調查、記錄、研究並出版專著。我們也在網上設立了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將非遺項目的歷史沿革、活動內容、具體流程等，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的形式盡力保留下來。”
“妙想非遺”計劃，則是在協助傳承人保育非遺項目的基礎上，更有效地向公眾推廣非遺。“妙想非遺”計劃下，非遺辦希望組織一群活動策劃能力、理解能力、溝通能力較強的年輕人，成為“非遺領袖生”，為這些難有精力組織宣傳活動的非遺老一輩傳承人組織活動、策劃展覽，成為了保護和推廣非遺項目的重要力量。
其次，是有沒有人願意去學習非遺技藝的問題，這就先要解決如何吸引更多年輕人認識並參與到非遺保護當中的問題。
教育，是何惠儀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她生動地比喻：“教育其實並不只局限於使人們知道和認識非遺。如果人們認為這件事與自己無關，大家很快就會將這些知識丟去。那怎樣才能讓大家不把它丟去，而是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一件所有物呢？”
“我們希望可以令年輕人知道，這個社會、這些核心價值、這些文化，都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何惠儀介紹，非遺辦在教育方面有三大策略。首先是邀請中小學生“進來”，走近非遺。2022至2024年，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於三棟屋博物館舉行“非遺大本營”計劃，與教師、非牟利組織共同舉辦一系列多元學習的教育活動，通過參觀展覽，以導賞形式為中小學生們系統性地介紹非遺，配合一系列工作坊，使他們能夠體驗部分非遺工藝，讓他們在切身體會中真正“走近”非遺。
其次是將非遺“帶出去”，通過“移動非遺”專車計劃，在十六噸的卡車裡設置微型非遺展覽，將展覽車開入校園，因應教師的課程需求、邀請非遺師傅，走到校園裡為學生教授相關課程。活動很受學生歡迎，預約已爆滿至2024年2月。學校裡也出現了“非遺小小館長”，在老師們教給學生非遺知識後，他們也會教給學校裡的其他孩子。而在學校的假期，這些非遺專車也會開入不同社區，開放給市民參觀。除了向中小學生推廣非遺外，非遺辦也與香港教育大學開展合作，開展“非遺入校園”這一先導計劃，研究如何配合學校課程、培養教師，並協助老師設計教材，以更好地向學生講述非遺背後的社會與文化價值。
最後則是通過學校活動，在孩子心裡播下的保護非遺的種子。非遺辦從不同年齡的孩子視角出發，預計出版3套非遺主題繪本，其中以香港文化故事、香港傳統節慶為主題的2套繪本已經出版，並針對每一個系列設計木偶戲，將木偶戲帶入校園表演，使學生在看完木偶戲表演留有印象的同時，再通過繪本強化理解知識。
怎樣真正吸引到年輕人來了解非遺的魅力呢？何惠儀認為，創新非遺自身、創新非遺的推廣都方法十分重要。她認為香港中式長衫技藝的傳承，是個很好的例子。
香港中式長衫技藝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那時結合中西特色的獨特樣式，在如今卻會被許多年輕人覺得老土。那要怎樣讓年輕人願意去學習香港中式長衫的製作技藝呢？她提到，非遺辦與大專學校合作開設了一項傳承訓練班，由師傅帶領學生從頭開始製作一件長衫。在長衫的布料挑選上，不一定非要挑選傳統的繡花、絲織等傳統布料花式，而是可以由學生自己選擇創新布料和圖樣，做出全新的長衫，並為學生舉辦成品展覽、出版專著來介紹自己作品中的理念。在實踐中，長衫自身的樣式不斷創新、學生也收穫了極強的滿足感和光榮感，從而願意投入和參與其中。例如香港中式長衫技藝的保護單位——長衫協會裡，青年一代的中式長衫技藝工作者也正發揮著十分重要的力量。此外，今年的維園中秋彩燈會，也是一個正面案例。非遺辦與紮作師傅合作，不僅紮作巨型香港傳統彩兔燈，喚起香港人的共同記憶，也邀請師傅紮作更具現代感的白色玉兔花燈，使人們認識到傳統紮作的藝術價值。通過提高人們對於紮作花燈的認識，其市場價值和市場地位重又提高。
另外，非遺辦也致力創新推廣非遺的方法。非遺辦一方面以年輕人容易接受的手法，如360度虛擬實境影片、沉浸式展品等多媒體形式演繹非遺特質，消除年輕人對非遺的抗拒感；同時也尋找年輕的非遺工作者參與展覽製作，從年輕人視角了解非遺、解讀非遺；除了目標觀眾為家庭的三棟屋博物館外，非遺辦也在鬧市九龍核心區旺角的中電鐘樓文化館中以年輕人為目標群體，邀請年輕設計師策展、邀請年輕非遺工作者進行創作，從而引發年輕人的興趣。
最後，則是資金與場地的問題。何惠儀提到，復常以後，許多保護團體都希望可以有場地重新舉辦非遺活動，或是開展傳承培訓班、培養傳承人。然而不論是人力成本或是物資成本，均比過去高出不少，甚至於地區性的一些活動，需要老人家們自掏腰包來撐起一場活動。早於2018年，特區政府撥款3億元予康文署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2019年，非遺辦立刻推出首輪非遺資助計劃，至今已開展4輪，透過資助幫助社區團體、保護單位和傳承人開展非遺的推廣、保育和傳承工作。
“香港的小，反倒正是它的優勢”
2023年中秋國慶假期，維多利亞公園上演了一場非遺盛會。起於大坑浣紗街的大坑舞火龍，在中秋節當夜一路舞進維多利亞公園彩燈會，與市民同樂。維園內，以傳統戲棚搭建技藝建成的“太平處處是優場——維園粵劇戲棚匯演”重現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市區舉行戲棚演出的盛景，戲棚外，傳統花牌成為旅客必備打卡點，主展場大屏幕上播放的蒲台島戲棚搭建縮時攝影視頻引發遊客陣陣驚歎，轉身漫步，紮作而成的兔子花燈吸引了眾多遊客的目光。小小的維園裡，熱鬧得令人目不暇接。而在何惠儀看來，“非遺從來就不是單獨的一個項目”，也無法獨立去看、獨立成為一個項目，“每個非遺項目之間都有著緊密的關係”。除了中秋節展示的粵劇、戲棚與花燈等以節慶串聯起來的項目外，香港的春祭秋祭、長衫、食盆之間也有緊密的聯繫。穿著中式的長衫是香港新界宗族長老在進行春祭秋祭時地位身份的彰顯，而食盆的由來也正是在春秋二祭時宗族聚餐的具體形式。正是基於這一宗族團聚背景，食盆也才慢慢與家族團圓掛鉤，具有了家庭和社群團結、平安的社會文化象徵意義。理解這些非遺項目之間的密切聯繫，正是理解非遺背後香港社會價值、文化意涵的關鍵。
或許正是與維園的非遺盛會一脈相傳，在何惠儀看來，香港保護和發展非遺的優勢，恰恰在於香港的“小”：“我覺得香港地方小，其實反而是香港最獨特的優勢。因為你可以在這裡集中地看到許多不同的文化成果。”她又介紹，內地地大物博，香港每兩年會與內地的不同省份進行一次非遺交流展覽，這正是對外集中展示中華傳統文化的好機會。而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之地的獨特優勢、與內地文化同根同源的優勢，不僅能夠與內地的非遺保護相互補足，更有利於香港成為中西文化橋樑，將中華文化帶給世界。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11月號）
